綜合媒體報道，“低俗廣告”一般是指在所傳播的信息中“暗含”低級趣味、色情、庸俗、迷信等不良內容，有違社會普遍的道德觀念。

一是風險與收益不匹配，違法成本過低。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陳兵、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朱巍等專家指出，根據廣告法相關規定，“低俗廣告”可處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的罰款。但在“流量為王”的當下，輿論譴責低俗營銷的聲音將給企業提升知名度、增加曝光度的機會，相較于其通過“低俗廣告”獲得的流量紅利，罰款顯得九牛一毛。光明網評論稱，“低俗廣告”一再激發輿論聲討，但縱觀相關事件的善后，多是以刪文、道歉了之。這種“低成本”局面助長了一些品牌在打擦邊球營銷之路上的僥幸心理。

二是法律界定存在模糊之處，廣告執法存在一定困難。《中國婦女報》發文稱，廣告法第9條規定，廣告不得“妨礙社會公共秩序或者違背社會良好風尚”，不得“含有淫穢、色情、賭博、迷信、恐怖、暴力的內容”，不得“含有民族、種族、宗教、性別歧視的內容”等。但由于“妨礙社會公共秩序”“違背社會良好風尚”“色情”“性別歧視”的界定存在模糊之處，常被善鉆法律空子的不良企業所利用，借機打色情擦邊球，在法律邊緣“試探”，增加執法難度。

三是互聯網自身特質，導致監管難以全覆蓋。業內人士認為，互聯網時代的廣告在實踐中面臨許多監管難題，如廣告發布者身份復雜，既有公司企業為主體的行業廣告，也有以自媒體、微商為代表的個人群體所發布的商品廣告，這些廣告信息駁雜，監管難以全部覆蓋。

立法層面，陳兵、朱巍等專家建議，一方面，適時修法以提高對“低俗廣告”等違法行為罰款的數額，確保企業不因低俗營銷獲得收益，提高法律震懾力。另一方面，及時出臺相應的配套規定，對廣告法中“妨礙社會公共秩序或者違背社會良好風尚”等情形作出細化規定，列舉明確的負面清單，從而為低俗營銷精準畫像，防止企業做文字游戲，逃避監管。

執法層面，《工人日報》《中國婦女報》發文稱，市場監管部門應切實履責，加大監管力度，依照相關法律法規，對低俗廣告予以及時、有力地處置。同時，強化廣告導向監管，聚焦重點領域、商品和服務，加大廣告違法案件查辦力度，營造高壓態勢，嚴控違法廣告反彈。有業內人士建議，考慮構建廣告監管監測系統及覆蓋整個互聯網的監測網，以更精準、快速地發現“低俗廣告”，及時阻止其獲得負面熱度。

司法層面，東方網文章建議，司法機關應定期向社會公開發布一批案例，以案例解釋法律，使廣告中低俗、打色情擦邊球等邊界更加明確，從而有效地緩解和彌補法律修改方面的壓力和不足，更好地發揮法律的指引功能。